跨学科技能:教育的意义所在


芒格的演讲稿,《查理·芒格传》附录

Charlie Munger


今天我打算玩一个小小的游戏——苏格拉底的底牌,借此来缅怀逝去的大师们。我将提出5个问题,并对它们做出简单的回答:

⑴各类职业人士是否需要增强跨学科技能?

⑵我们的教育是否已横跨了足够多的学科?

⑶在实行精英化教育的人文科学门类中,要实现最佳形式的跨学科教育有什么必备因素?

⑷过去50年来,精英学术界在实现最佳形式的跨学科教育方面进展如何?

⑸什么样的教学实践才能加快这种进度?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各类职业人士是否需要增强跨学科技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明确多学科知识是否能提升职业认知。同时,为了明确如何才能消除不良认知,就一定先要知道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所在。萧伯纳笔下的一个人物曾如此解释职业缺陷:“说到底,每种职业都不过是哄骗外行人的把戏而已。”萧伯纳分析得极是。这句话早在16世纪就已经有了证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职人员因为丁道尔(William Tyndale)把《圣经》翻译成英文,就把他活活烧死在柱子上。

不过萧伯纳对这个问题并未过多阐述,只是说有意识的、自私自利的恶意才是罪魁祸首。更重要的是,在职业生涯中,错综复杂的潜意识倾向经常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其中有两个倾向尤为突出:

⑴动机引起的偏见,这种先天的认知倾向,认为对职业有利的东西必将对客户或者广义上的文明有利;

⑵“带锤子的人”式的倾向,这个说法源自一个谚语:“对于一个只有一把锤子的人来说,任何问题看起来都很像钉子。”

纠正“带锤子的人”式的倾向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对策:如果一个人拥有多种学科技能,也就是说,带上了多种工具,将会减少由于这种“锤子”倾向带来的不良认知。此外,当他学到了足够多的多元化知识,并且能从实践心理学中学到一个道理——不管是自己还是其他人,如果想避免人生走上偏离的轨道,毕生都必须跟上面提到的两种倾向作斗争——那么,在通往生活智慧的道路上,他就跨出了建设性的一步。

如果“A”是一个范围狭窄的专业学说,而“B”则包含了来自其他学科的一些重要而且非常有用的原理。那么显而易见,同时拥有“A”和“B”两种理论的专业人士通常会比只懂得“A”的人要生活得更富裕,对于这点几乎毫无例外。因此对于不愿意掌握更多“B”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就是:考虑到这个人对于“A”的依赖程度以及生活中有其他更紧急的事要做,学习“B”并不实用。稍后我将阐述用这种理由来支持单学科教育是多么地站不住脚,至少对大多数有天赋的人来说是如此。

第二个问题很简单,在此就不花过多的时间来阐述。我们的教育制度太过于单一学科化。广泛性问题,从定义上看,横跨了许多学科。相应的,如果你只用一种单一的方式来解决这类问题,就好像在打桥牌的时候只算王牌而不考虑其他一样。这是疯狂的行为,有点像疯帽子先生的茶话会。不过尽管如此,专业实践中仍然大量存在这样的想法,同时更糟的是,这种想法一直都在人文学科的各个独立科目中受到鼓励;而这门学科的重要程度在我看来只比生物学少一点点。

我年轻的时候,一些优秀的教授就对此大为震惊,因为学术界相互隔阂、不相往来,大家各执一端,排斥其他领域的观点。其中一人,艾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早就用严厉的口吻提出警告,称之为“致命的学科间壁垒”。自此以后,这种观点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同,而那些精英教育机构为改变这种学科分离的状况在增强跨学科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并涌现出一些在多学科交汇处奋勇战斗的勇士们,如哈佛大学的威尔森(E.O.Wilson)和加州理工大学的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

因此,比起我们念书的时候,现在学术界进行了更多的跨学科教育,这是正确的做法。

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第三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精英教育中多学科教育的最佳形式是什么?这个问题最容易回答。只要反思一下我们最为成功的单一学科教育,从中筛选出最基本的成分,然后把这些要素综合起来,就能获得圆满的解决方式。

为了找到单一学科中最好的教育模型,我们不能去看那些不会受到威胁的学校,因为他们必然受到了那两种会产生反作用的心理倾向以及其他不良的风气的影响。然而,取而代之的,应该去看看执行高效率教育会带来最显著的激励效果,而且教育成果是可以定性衡量的那些学校。这一推断合乎情理地让我们想到了一门学科:现在教授给每个飞行员的那些强制性课程,这种教育是非常成功的。是的,我认为,如果像哈佛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能够多多思考飞行员培训这一问题,肯定将做得更好。同其他职业一样,飞行驾驶中要面临“锤子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飞行员在面对“Y”危险的时候做出的反应就好像遇到的是“X”危险,仅仅因为他的脑袋里只有一种面对“X”危险的模式。考虑到种种原因,我们用一种严格的六要点系统来培训飞行员:

⑴飞行员所接受的正规教育的广度足以覆盖几乎所有对飞行有用的事情。

⑵所接受的必要专业教育不仅能让他顺利通过一两项测试,而且提高到了能在实践中熟练操作的地步,甚至能同时处理两三个相互交织的危险状况。

⑶和任何优秀的代数学家一样,他必须学会有时正向思考,而有时则要逆向思考;这样他就能学会何时把注意力放在希望发生那些事上,何时放在避免那些事上。

⑷训练内容应根据学科的不同进行合理分配,最终追求的目标是一旦未来实际操作中出错,所造成的损失可以达到最小化。针对实际操作中最重要的内容,进行强化训练,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⑸强制养成他检查“清单”的习惯。

⑹即便接受了最初的教育,也必须养成复习知识的习惯——经常使用飞行模拟器,防止应对罕见和重要问题的知识由于长期不用而产生退化。

由于这种应用范围狭窄的教育有巨大需求量的行业是个高风险行业,因此对这个清晰明了、正确无误的六要点系统的需求深深根植在人类的脑海中。所以,我们必须预计到为解决广泛性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教育会保留所有这些要素,但是要大大扩展每个要素的涵盖范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由此看来,正如黑夜和白天交替那样自然,在我们广泛的教育系统中最精华的这部分,我们当然希望将那些精英学生培养成精英人才。要让这种成果达到最完美的程度,就必须将跨学科教育的覆盖面延伸到非常广的范围,将所有必备的技能都进行提高,始终保持在能熟练进行实际操作的水平,这些技能中也包括在学科交汇处进行一定综合处理的能力;对于最需要的技能必须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就如同想到代数就想到反证法那样,在思考过程中同时具备正向和逆向两种思考方式;同时养成“清单式检查”的习惯,使其成为知识系统中永不消失的一部分。为了获得广泛适用的处世智慧,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也不存在更简单的方法。因此这个任务乍看起来覆盖面积很广,让人望而生畏,似乎难以完成。

但是如果从全面的角度来考虑,这项任务也绝非不可能完成,只是我们要考虑到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从“必备技能”的定义看,我们认为,不可能苛求每个人对天体力学的掌握达到与拉普拉斯并驾齐驱的地步,也不必苛求大家在其他领域也达到如此精湛的水平。相反,事实证明每门学科真正重要的概念并不多,只需要大体了解,就能掌握精髓。考虑到他们拥有足够的天分和充裕的时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掌握多学科的重要知识并没有到了不可能的地步。

第二,在精英教育方面,我们有足够多的天才和时间。毕竟接受此类教育的是1%的智力超群的人,而一般说来,教育他们的老师要比学生还要优秀。我们有13年充裕的时间,足以把这些12岁的尖子生培养成职业新手。

第三,逆向思考和使用清单很容易学习——在飞行员中是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同样如此。

此外,我们可以相信广泛的跨学科技能会产生效果——就像一个从阿肯色州来的家伙相信洗礼的作用一样,他说:“我亲眼见到过成效。”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可以被称为现代的本·富兰克林,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跨学科综合知识,所花的时间少于现在这些接受正规教育的聪明年轻人;他们成了自己所在领域的佼佼者,虽然学习另外那些知识所花的时间比自己专业正常的课程要多一些。

现在你既有时间又有才华,前面还有很多因跨学科而获得成功的榜样。我们目前没能将“只有一把锤子的人”这种趋势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唯一能说明的就是如果你安于现状,就不可能在人文科学方面的多学科化发展中取得巨大优势;或者由于太害怕改变所带来的困难,你没有为获得巨大成功而付出足够的努力。

这为我们带来了第四个问题:自从我们毕业后,如果用一个经过优化、具备可行性的跨学科教育目标作为参考来衡量,精英人文科学教育方面到底有了多少进步?

答案是在此期间他们尝试了许多事情,向着更好的跨学科教育方向进行调整。而且,虽然经历过一些适得其反的结果,从净值上来说,还是取得了一些相当可观的进步。但是,我们期待的变革还有待进行,路途漫漫,任重而道远。

比方说,人文科学领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当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教授开始相互合作,或者一位教授拥有了多门学科的背景资历,就会对学科的发展非常有帮助。不过有另一种纠偏方法通常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即近年来发展出的“各取所需”方式,它鼓励任何一门学科从其他学科中随意吸收自己需要的内容。这种方式备受推崇的原因是它回避了深深根植于传统学派中的学术争论以及领土之争,而这些争论正是引起学科单一化这种愚蠢行为的根源所在,也正是今天这些纠正措施试图去解决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由于许多人文科学学院中越来越来多地采用了“各取所需”方式,因受到锤子倾向的负面影响而犯下愚蠢错误的情况的确变少了。比如说,在我们班同学罗杰斯·费希尔(Roger Fisher)的领导下,法学院从其他学科中吸收了谈判技巧。费希尔睿智而又合乎道德标准的谈判宝典畅销了300多万册,他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可能在我们班无出其右。法学院还引进了许多正确有用的经济学知识,甚至是一些有用的博弈论,通过更清楚地解释竞争到底如何进行,启发了反垄断法的学习。

反过来,经济学也从生物学家那里引进了“公用品的悲剧”模型,发明了一个可以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共存的“看不见的脚”。目前还出现了“行为经济学”,明智地试图从心理学领域寻求帮助。

但是,像“各取所需”这样一种极度自由的方式注定不会再人文科学领域产生100%的美好结果。事实上,在它所造成的最糟糕的结果中包括了几种变化:

⑴在一些文学领域吸收了弗洛伊德学说;

⑵将极端的左翼或者右翼政治意识形态引入许多地方,而一个人一旦变得极端,要想重新树立客观的态度就会像重获童真一样困难;

⑶一些在企业财务方面受到误导、自称为专家的人把教条化的有效市场理论引进到许多法学院和商学院里,而其中有一位多年来一直通过增加幸运的标准差来解释伯克希尔公司投资成功的原因,知道累积了6个标准差后,他遭到了其他人的嘲笑,才被迫改变了一种解释方法。

此外,即使能避免此类愚蠢的行为,“各取所需”也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不足之处。比如说,从更基础的学科中借用的理论经常是毫无出处的,有时采用的是一个新名字,同时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为已有的概念做基本排序的工作上。这种做法:

⑴类似于一个乱七八糟的文件整理系统,一定会削弱对吸收来的知识进行使用和综合运用的能力;

⑵莱纳斯·鲍林曾经为在化学中取得成就而对物理学进行了系统的发掘,而这种方法还有在人文科学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所以一定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

下面转到最后一个问题:在精英人文科学中,什么样的行为将能够加快学科一体化的进展?这里又有一些很简单的答案:

第一,要有更多的必修课,而不是选修课。相应地,这种方式要求那些负责决定哪门是必修课的人自己本身必须拥有很多熟练掌握的跨学科知识。这个道理在培养决策型人才中的作用就像在培养飞行员一样。比如说,接受法律教育的人,一旦学成后必须同时也掌握了心理学和会计学。但是,即便在今天的许多高等学府里也没有提出如此的要求。通常,这应该归咎于课程设计者见识的狭隘,他们自己既不知道需要和缺少了什么,也无法弥补这些不足之处。

第二,应该增加许多实践操练的机会,让学生们可以运用横跨几个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解决问题,包括模仿飞行模拟器在激活长年闲置技能方面的操练。我隐约记得有一个例子,是几十年前发生在哈佛商学院一个聪明但称不上典型的教师身上的故事。这个教授给出的测试题是说有两名不谙世事的老妇人,她们刚刚继承了一家位于新英格兰、专门生产品牌鞋的鞋厂,但鞋厂正受到一些严重的商业问题的困扰,教授具体说明了她们碰到的难题,然后让学生们在充分的时间内为老太太们思考对策并写下来。对于同学们的答案,教授给出的分数都不尽如人意,只有第一名同学的分数遥遥领先。这个获胜的答案是什么呢?非常简短,大体如下:“在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上,这一业务范围以及这一特殊的行业(即制鞋),所代表的是许多非常难解决的问题,这两名不谙世事的老太太根本不可能在不请别人帮忙的情况下化解这些难题。考虑到其中的难度和无法避免的代理成本,她们应该及时出售这家鞋厂,或许应该卖给一家拥有最高边际效应优势的竞争对手。”这个独树一帜的答案不是基于学生刚刚从商学院学习到的东西,二是建立在更为基础的概念上,比如说代理成本和边际效应分别是从本科心理学和经济学知识中借鉴过来的。

亲爱的哈佛大学法学院1948届的毕业生们,如果我们当时也时不时有这样的测验,今天该会有多大的成就啊!

巧的是,许多优秀的私人学校目前已经明智地在科学课上采用了这种跨学科教育法,而许多研究生院却没有受到启发。这也是怀特黑德所说的“致命的壁垒”又一可悲的明证。

第三,大多数人文科学专业学院应该充分发挥一流商业期刊的作用,如《华尔街日报》、《福布斯》和《财富》等。这些期刊的内容精彩,还能充当飞行模拟器的作用,在涉及多学科课程问题——特别是错综复杂的问题时,将会增加实践的能力。有时候,这些期刊还会出于种种原因为大家介绍新的模型,而不仅仅是炒冷饭。而且,这不但有利于学生们在学校的时候进行必须的操练,即便当他毕业后,如果要一直保持良好的判断力,也会用到这一技巧。我认识的一些具有优秀判断力的商界人士中,没有任何一个不利用这些期刊来实现对知识系统的维护。既然如此,学术界为什么不模仿呢?

第四,为了填补学术界的空白,要避免聘请政治意识形态过分极端的教授,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对于学生的选择也要遵循同样的标准。学科一体化的最佳形式需要客观性,而这正是这些激情澎湃的人身上所缺少的东西,同时头脑如果被意识形态所禁锢,就很难实现对高难度知识的综合应用。在我们那个时候,有几位哈佛法学院的教授确实向我们指出过意识形态导致愚蠢行为的例子。当然,他们说的是耶鲁大学。当时不少哈佛人都认为他们正在尝试引进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以此作为提高法律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五,人文科学应该加强模仿自然科学中最基本的精神——有条理有组织(被定义为“四门基本学科组合”的是:数学、物理、化学和工程学),这种精神值得仿效,自然科学毕竟在两方面具有非常巨大的优势:首先避免了单一学科的狭隘性;其次创造了一大片容易掌握的多学科领域,常常能获得很好的效果,比如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很快就发现了O型垫圈过冷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航天飞机失事的罪魁祸首。之前这种做法曾被借鉴到略微偏人文一些的自然学科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举例来说,生物学始于150年前,当时对于这门学科的解释方法一片混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深层次的理论,后来它逐步借鉴了自然科学中最基本的归纳组织精神,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一代已经学会了运用更好的思维方式,其中的各类模型可以帮助他们解答“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自然科学的精神不能协助那些远没有生物学来得及出的那些课程的学习,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没有什么很明确的理由能解释。在这里,我想明确一下我所说的基本组织模式到底指的是什么:

⒈你必须根据各种学科基础性的高低进行排序和使用。

⒉不管你喜不喜欢,必须掌握到能通过测试的水平,同时能常规地应用这四门基础学科中最基本的内容,对于比自己专业更为基础的学科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⒊永远都不要吸收任何出处不明的跨学科知识,也不要违背“经济学原理”,即拒绝采用任何本学科或其它学科的基本资料中现成的解释。

⒋如果第3个步骤不能产生有用的新观点,那就应该模仿那些以前曾经创造出成功观点的方法来进行大胆假设,尝试创立新原理。但所创造的新理论不能和以前的有冲突,除非你能证明旧原理是错误的。

你会注意到,和目前人文科学的主要教学方式相比,自然科学中的基本组织精神更为严格,这让人联想到飞行员培训,而发生这种情况并非出于偶然,真相就在有心人的眼皮底下。和飞行培训一样,自然学科的精神不是“各取所需”,而是“不管喜欢与否都要掌握得炉火纯青”。通过两种强制手段对那些跨学科知识进行了合理的组织,这两种手段是:跨学科取得的观点必须有明确的出处;一定要优先采纳最基本的解释。

这种简单的观点是有用的,这一点显而易见,但不能忘记还有一个在商业、科学以及其他领域屡创奇迹的两步走法则:首先采纳简单的基本观点;其次认真对待这个观点。为了证明用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基本组织精神到底有多高的价值,我为大家提供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作为例证:

我来哈佛前受过的教育少得可怜,工作习惯散漫,也没有学位。由于家里好朋友罗斯科·庞德的介入,我才得以在院长反对的情况下被录取。我在高中时学过一门愚蠢的生物学,学的时间很短,主要靠死记硬背,收获到的是一条显然并不完整的进化理论,解剖过草履虫和青蛙,还学到了一个自那以后就消失得可笑概念——‘原生质’。时至今日,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上过化学、经济、心理学或者商业课程。不过我最早上过物理和数学方面的基础课,对于这两门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因此吸收消化了自然科学中最基本的组织精神。后来我在越来越偏向人文方面的学习过程中,不断强化这种精神,将其当作自己的知识组织指南和归档系统,这样不管要搜寻什么跨学科的智慧时很容易就找到了。

因此,我的生活成了某种缘于巧合的教育实验,研究的内容是如果一个人只懂得一些基本的组织精神的皮毛并对此加以利用,是否也有可能学得会他自己本身领域必须教会的知识?

我发现,在我无数次试图用非正规的方式来完成自己所受到的不全面教育时,如果只是出于一般的目的,但采用基本的科学组织精神作为辅助手段,对于自己所钟爱的任何事,我都能取得超出自己原本能力范围之外的成就。巨大的收获接踵而来,这在我刚开始的时候完全不可想象,有时候我简直成了豪赌游戏“谁能给驴子准确地贴上尾巴”中唯一一个没有戴眼罩的人,必胜无疑。举例来说,我在心理学方面颇有研究,但原来根本就没有要学的打算,学会心理学为我创造了巨大的优势,值得另找一天来讲一讲那些故事。

今天,我没有别的故事要说给大家听了。我已经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全力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今天的演讲即将结束。在此过程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尽管对于不少智者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我今天讲的内容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但我揭露出的现象出现在人文科学的尖端领域,这些领域内的教授都养成了太过学科单一化的思维习惯,即使更好的模型就摆在对面的走廊上,他们对此也无动于衷。在我看来,这种荒唐的结果表明人文科学领域对于固执和任性太过包容。约翰逊博士(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坛执牛耳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错误的动机是主要原因,如果与兴趣相悖,真理很难被吸收。如果是激励制度造成这种问题的话,无疑可以通过修正机制来解决——因为激励制度是可以改变的。

我今天试图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证明,人文科学领域像现在这样对学科单一化的顽固态度所给予的包容既非无可避免,也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能对自己的许多缺陷进行相当程度的弥补,他们也完全可以。这样显然是一条更好的路,而且也相当容易走。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句同样来自约翰逊博士的话就非常适用。请记住约翰逊博士曾经是如何形容一个人始终保持着明明通过勤奋就可以弥补的学术无知。对于约翰逊博士来说这种行为就叫‘欺诈’。

同时如果依然无法推动情况改善,也可以通过优势差别来促进。作为用跨学科方法解决许多常见和罕见问题的回报,法学院和其他学术领域会像查理·芒格一样得到巨大的物质回报。乐趣更多,成就也更多。我想大家介绍这个更快乐的精神王国,一旦涉足其中,就会流连忘返。让他回来就好像是要切掉他的一只手那样痛苦。